伊凡·费多罗维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之一，虽然他研究的是自然科学，但却对社会、宗教问题大有兴趣，甚至不时发表一些有关文章。其中一篇有关教会与国家关系的文章，竟然引起了神父们的浓厚兴趣和热烈讨论。
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反对国家与教会的分离，对某位教会人士提出的教会在国家中应占有一定的明确位置的观点大表反对，反而提出“教会本身应该把整个国家包括在里面，而不应该只在后者中占据一个角落”的主张。他认为教会不能只成为“某种社会团体”或“人们为了宗教目的组成的团体”，“而是恰恰相反，一切地上的国家以后应该完全转变为教会，只成为教会，摒弃同教会不相容的一切目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83页）
他的这种主张，当然赢得许多神父的大声喝彩。其中一位名叫佩西的神父进一步阐发说：“根据我们十九世纪明确宣扬的某些学说，教会应该逐渐化为国家，仿佛由低级形态上升为高级形态，随即在里面消灭，让位给科学、时代精神和文明。如果它不愿而且抗拒，那就只在国家内另腾出一个角落给它，还要加以监督，——现在欧洲各国就到处是这样的情形。但是照俄国人的见解和希望，却并不是要让教会像由低级形态升为高级形态似的转化为国家，相反地，是国家最终不应成为别的，而恰恰应该只成为教会。”他反复强调，“并不是教会变成国家”，而是“国家变成教会，升到教会的地位上去，成为整个地球上的教会……这只不过是正教在地上的伟大使命。灿烂的星星会从东方升起来。”（第83、88、89页）
这部巨著是陀氏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可说是在他死前不久才完成，实际是当时俄国社会极其敏锐、深刻甚至矛盾的反映。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正处翻天巨变的前夜，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国家与教会的关系，是俄国在新时代必须解决的重要的问题。东正教长期是俄国的国教，所谓正教、国家、民族性三位一体，在俄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的重要位置不言而喻。但无论多么重要，毕竟还只是“占有”某种“位置”，而不是“全部”。这些教会人士当然希望在未来的巨变中教会成为“全部”，使国家“上升”为教会，也就是说政教不分，包括政权在内的一切“权”都要服从教权。宗教、信仰不是公民个人自由、自愿的私事，而且只有唯一的宗教、信仰，每个人都必须（强迫）接受。政治、法律自然要以教义为最高标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要受宗教的支配，更严重的是，人的生命的意义都完全是由这种宗教、信仰所赋予的。因此，它自然也就有权剥夺人的生命。
人类的历史表明，“宗教自称拥有一种绝对真理；但是它的历史却是一部有着各种错误和邪说的历史。它给予我们一个远远超出我们人类经验范围的超验世界的诺言和希望，而它本身却始终停留在人间，而且太人间化了。”（卡西尔：《人论》，中译本第93页）自启蒙运动之后随着理性的觉醒，世界开始“解魅（disenchantmentofwor1d），“政教”渐行渐远，所谓“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在这种现代化进程中，政治与信仰分离，教会无权干予国政，当然，国家也无权迫害教会；宗教、信仰完全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无论是教会或国家都无权干涉、命令、强迫。
如前所述，面对这一进程佩西神父虽然不能不承认“现在欧洲各国就到处是这样的情形”，但对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与欧洲颇为不同的俄国却十分自信，认为不但不会如此，正教反会成为“整个地球上的教会”，“灿烂的星星会从东方升起……”或许，他的自信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卡拉马佐夫兄弟》重读之一
